2016年02月18日 星期四 23:57: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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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ople | 人物 2019年 Vol. 67

專訪美國天普大學副校長戴海龍

執交響樂指揮棒的華裔世界級大學領導人

撰文、攝影/李林璦

迄今,美國大學學術界唯三當上最高領導人之一的天普大學(Temple University)副校長戴海龍,9月初應行政院 BTC會議之邀回臺進行專家演講。更早前6月2日,在2019 BIO 開展前夕,生技中心主辦「2019臺灣生技創新創業論壇──全球生技領袖高峰會」,也在戴海龍的協助下,在費城天普大學校區內召開,國際來賓盛況打破歷年。戴海龍是國際知名的光譜科學家,他一路打破華裔在美國學術職場的「竹子天花板」,其風範奮鬥史與為國際傳頌。

v67人物_戴海龍

戴海龍以富蘭克林為例,認為他不僅是傑出的政治家、外交家、科學家、發明家,更積極介入社會公共服務。

 

 


 

截至目前,能在美國當上世界級大學校長階層的臺灣人只有三兩位。

一位是1994年6月接任加州聖塔芭芭拉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ta Barbara, UCSB)第五任校長的航太學者楊祖佑;一位是1990年出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Berkeley)第七任校長的物理科學家田長霖(已逝)。

另一位則是2017年1月回任天普大學(Temple University)擔任副校長的光譜學家戴海龍,他自2013年任命擔任天普大學的教務長。

「我實在太敬佩加州Santa Barbara的校長楊祖佑了!」戴海龍專訪一開場就幽默笑說:「因為『竹子天花板』(Bamboo Ceiling)現象一直以來都存在啊!」

「以美國學術界為例,西班牙裔的教授佔3%,擔任領導者佔5%;非裔教授佔5%,擔任領導者佔8%;華裔教授佔7%,領導僅佔1%。可見華裔教授學術能力雖不遜色,但擔任領導的獲得機會並不對等。」

「在美國要能成功,幽默感特別重要,這樣才能吸引學生與眾人的注意,而建立幽默感的關鍵就是要能自嘲。」戴海龍又笑說。

 

從「問題」兒童到 首個將傅里葉轉換光譜技術推到奈秒

戴海龍是國際知名的光譜科學家,在國際光學科技領域中獲獎無數,包括套用光譜學會Ellis R. Lippincott獎、Langmuir學者獎、分子光譜領域Coblentz Award,並同時獲得美國化學學會、物理學會的院士。

他的實驗室是第一個將傅立葉光譜轉換技術推快到奈秒的實驗室,且能應用在測定半衰期很短的分子結構上。

戴海龍專注於進行非線性光學的研究,是最早將非線性光學應用在觀察表面、介面、懸浮顆粒上,所發生之化學反應或存在的分子結構。

他也把非線性光學應用在生物學上,用以檢視分子、離子如何進出細胞,並將細菌的革蘭氏分類縮短到10分鐘內,開發出革蘭氏菌快速診斷試劑。該研究並在2014年登上了《Langmuir》與《Chemical Physics Letters》的封面,2015年則登上了知名期刊《ACS Chemical Biology》的封面。

不過,如今成為光譜科學大師的戴海龍幽默自嘲:「自己在成長的過程中,是『思而不學』的『問題兒童』。」。

原來,小時候的戴海龍一直被老師們認為是「問題兒童」。因為好奇心強的戴海龍,從小就喜歡問問題,腦中常有許多天馬行空、稀奇古怪的想法,又會一股腦地追問著老師們。

只是,在當時的封閉年代中,老師們相較比較在乎學生們是否乖巧聽話,戴海龍於是成了令老師們頭痛的學生。

戴海龍笑說,直到受孔子的「學而不思則罔,思而不學則殆」的觀念啟發,讓他終於想通了,「小時候我就是屬於『思而不學』,基礎知識尚未充足,但思想太跳躍,所以才讓國中老師們頭痛不已」,也自此,戴海龍十分推崇儒家思想,對他往後為高等教育事業服務的使命有深遠的影響,重視科學、人文及教育的思辨。

戴海龍直到進入臺大後,大三學到了近代物理學、量子力學、相對論等,讓他大開眼界,發現科學竟然如此有趣,接著便一頭栽進科學的廣闊大海中。

「自己的大腦就像是被覆上一層保鮮膜,而這堂近代物理學就像是把保鮮膜掀開一般。」戴海龍打趣地形容。

戴海龍接著跟著留美歸國的林敬二教授做專題研究,開始對光譜研究深感興趣。1976年到美國求學時,又接觸到雷射光譜的研究,進而一頭栽入研究實驗。

「當時的臺灣在發展研究的條件較差,因此多數學生喜歡學理論,但我認為科學的建立一定要從實踐開始,不能只是空談。」戴海龍自此持續不懈投入雷射創新光譜技術,藉由研究光和化學分子的互動,來解析化學分子結構。

 

「疏離」讓華裔教授成為相對少數

然而,戴海龍在美國的研究之路也並非一帆風順,臺灣大學畢業後來到美國,在1981年取得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化學博士學位,1981到1984年間到麻省理工學院做博士後研究員。

當他開始投履歷後,漸漸感受到華裔在美國社會中是相對少數。

戴海龍認為,一來是因為當時的中國才剛改革開放,到美國讀書的陸生比較少,二來是由於1957年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,開啟了太空競賽,也激起美國社會對於學習科學的慾望,「當年到柏克萊念博士時,同屆70位博士生中,有65位是美國人,只有5個是外國人。」。

儘管如此,戴海龍投了履歷後,很幸運地2個月後,就接到常春藤名校賓夕法尼亞大學(簡稱賓大)的聘書。

「一直以為自己是第一名錄取的,直到3年後才發現,原來是榜首選擇去了史丹福大學教書,才因此聘僱了他。」戴海龍笑說。

這反映出,當時美國科學風氣盛行,不乏科學人才。相對來說,外國人的語言能力常受質疑,也因此通常會優先錄取美國人而不是外國人。

此外,戴海龍也認為當初沒有取個英文名字,使用中文直接音譯的英文名字戴海龍(Hai-Lung Dai),或許也是讓美國人產生疏離感的一大原因。

縱然他在賓大只花了5年的時間就拿到了終身教授的資格,又3年後升等為正教授,第12年時,也是戴海龍42歲時就當上系主任。

許多認識戴海龍的人也在學校會議上推舉他當院長,但就有可能因為名字的關係,讓那些不認識他的人認為他不適合擔任院長的職位。

不過,戴海龍也並不認為這是「歧視」,而是一種「疏離(Alienation)」,是當時華裔教授在美國學術界普遍面臨到的競爭。

 

>>本文節錄自《環球生技月刊》Vol 67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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